第11场智慧检务沙龙:聚焦以办案为中心深化智能化建设

时间:2018-07-08 09:10:00作者:新闻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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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指导,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正义网联合主办的第11场智慧检务沙龙在北京“2018全国检察机关科技装备展”展会期间举行,同期召开的还有三场不同主题的论坛。这期沙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邀请了10名全国知名法学院院长参加,是系列沙龙开办以来“最具学术味”的一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出席活动并致辞。

  第11场智慧检务沙龙活动由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院长赵志刚主持。

  领导致辞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张雪樵:要以人民群众感受到更好的办案效果为标准推进智慧检务建设。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是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检察机关要与高校、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通过智慧检务沙龙平台,共商智慧检务建设,共同推动智慧检务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第一单元:现代科技助力司法改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

  科技的运用会带来安全问题。信息化智能化在带来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也伴生风险问题。比如导致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受到威胁,带来办案黑箱问题等。司法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种安全问题更加令人瞩目。因此,检察机关的智慧司法、智慧检务系统需要非常严格的安全管理。除了需要加强智慧检务的安全能力等能力外,还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方面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远远不够,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在这些方面发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晓雷:

  必须对“人工智能”及“法律”进行话语范围界定,如果不界定清楚,会产生认识“泡沫”。比如,人工智能按照一种标准可以分为弱、强以及超强人工智能,当下主要接触的是弱人工智能,如法律检索。强人工智能已经出现但尚未普遍使用,如自动驾驶。超强人工智能还未产生。谈到“法律”,一种情况指的是法律的应用,此时人工智能是指一种技术手段,如智慧检务,还有一种情况指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立法,此时人工智能是法律规制的对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法律关系。因此,谈人工智能、法律以及二者关系,必须界定清其所指,否则会导致混乱。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伟:

  不少地方对科技助力司法改革进行了相当多的探索,总结起来,大概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科技手段拓展法院办公空间。很多app 的使用,让司法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处理一些诉讼事项,方便了人民群众接近司法。

  第二,通过科技手段提升司法效率。语音识别技术、文本信息智能提取技术等,减轻了司法人员工作量,让司法人员更加集中于司法的核心业务。

  第三,通过科技手段促进司法公正。案件的数据化使得大数据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的审判智能辅助系统,可以为法官提供类案推送、裁判比对、数据分析等服务,帮助他们增强内心确信、提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对案件偏离度过大的案件自动预警、及时评查,推动“类案类判”,促进裁判尺度统一,进而促进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季美君:

  在智慧检务建设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主要困境为:一是理念问题。在检察改革实行员额制后,员额检察官多为资深检察官,他们习惯于传统办案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怀有恐惧心理,主动运用的积极性不太高;与之相反,一部分年轻干警特别喜欢新技术,认为大数据是万能的。其实,僵化思维和“唯大数据论”都存在误区。二是数据壁垒问题。很多检察院都在研究开发大数据、人工智能,但各自为政、并不共享。比如,浙江省院、上海市院在大数据开发运用方面都做得很不错,但两者之间并没有进行数据和技术方面的共享。

  360企业安全集团合伙人吴俣:

  数据安全性是容易忽视的问题,数据存储、利用、使用、分发过程中,如何宏观把控权限和认证,是整个大数据平台更好支撑业务非常关键的环节。

  针对智慧的应用,安全要求要做到三同步,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确保我们建立的网络平台这样一个智慧化的应用确实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政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因为某些安全问题被敌对分子掌控。安全问题上,360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安全公司有着多年的实践,我们建议从数据安全层面、终端使用安全层面、网络安全层面、人才培养方面等考虑如何加强我们的系统的强壮性,确保系统稳定地运行,同时安全地运行。

  第二单元:深化检察智能化建设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在检察科技化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机械、科技仪器的应用都属于机器的智能化范畴,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需要指出的是,在科技化司法发展过程中,机器的科技化、司法的智能化,是为人服务的,它为人提供便利,但不能取代人的智慧。智能化检务发展过程,离不开司法人员的能力、智慧的注入。司法智能化不能造成司法人员的智力退化,不能造就“思维懒汉”。司法科技化为办案人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应用提出了助力,也应发挥提升作用。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方林:

  网络建设实践存在的问题。一是研发难、应用更难,强化管理全面提升难上加难,每个系统推进都很难。控申系统经过七年的六次申请,才真正建成。二是剪辑融合难。软件公司为检察机关开发辅助办案系统没有先例,同时由于检察流程长,需求多、标准高,技术与业务的融合需求需要很长的流程,电子设备的技术缺乏,人机交往也是一个需要提高的过程。三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有差异。我们一直通过检察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共享性,打造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检察官,同时也能促进被监督者转变理念,提高司法水平,达到互利共赢。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承志:

  除了大数据技术在趋势发现、预测预判等核心业务,我们还应该关注大数据的思维,培养大数据的思维。用大数据思维创新、应用。目前,贵州大数据在做数据分析、服务、检务管理,检察决策支持的同时,围绕数字检察打造看得见的司法公正这个中心,探索应用大数据思维,一切尽可量化、尽可数据化的大数据思维,用数据检察来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司法工作。我们的思路是,老百姓对司法工作最直接最基本的要求是类案类办类案类判,这是在司法领域的一个具体表达,我们就在想,能不能通过把案件信息全部数据化,通过比对数据化信息查找、发现类似案件关联,进行多维度分析,对再办的案件进行定型裁量提供类比参考,减少主观的因素。这就是一个二次运用的典型场景,通过数据对比发现个案与类似案件定罪量刑的参与情况,以及同一个案件在公安、法院、检察院不同的办理环节,比对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差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偏离度的问题。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

  解决数据问题要分三步走,首先是检察系统内部,需要构建一个独立的、全面的数据系统,起码要构建一种跨级别、跨单位、跨系统的,能够综合体现检察工作数据搜集、存储和分析的系统。这个过程应立足于平台,坚持“平台为主导,个性化体验为辅助”的原则,平台建设应集中在最高检层面,避免重复建设和新的数据分割。第二,检务系统要积极参与到整个政法系统的数据平台建设中,推动政法系统大数据建设,给其他政法机关的数据平台留下接口,能够生成数字的自动传输和分享。第三,与执法机关及行政机关建立数据共享系统。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巍涛:

  我们要充分认识科技手段的替代所带来的系列影响。

  第一层次,这个替代过程是大势所趋。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去推动智能司法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第二层次,法治的要求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去达成司法正义的正确目的。在智慧检务探索中,理性的手段可以理解为我们对当今科技的依赖。

  第三层次,潮流不可逆转,人的作用又至关重要。如何实现智能科技和司法人员的融合是问题的关键。

  第三单元:人工智能的法治规约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米坤:

  智慧检务生态,从技术人视角来看是一个体系,未来智慧检务应该是一个复杂的智能化的协同化的一体化的信息系统或者业务体系,这个体系最基本的基石应该是法律AI,我们现在也正在与其他公司几方合作打造法律AI平台,积极和全国法学院、计算机学院做深入的面向未来的智慧法学院、智慧检务、智慧司法以及政法现代化项目的一些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基本上都是融合性的课题、应用型的课题,不单单是纯技术和纯法律。

  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卓泽渊:

  人工智能的普遍运用所具有的风险,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如果其被过度依赖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它都难以具有人类的情感、理性、伦理、价值等方面的智慧。因此,机械的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冷冰冰的计算与运算视为应然。完全忽略情感、理性、伦理、价值的意义,它就可能成为人类的灾难。此外,人工智能还有管理上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储存手段、表现形式、传播方式都决定了,它一旦崩溃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使丢失的数据无法恢复。最后,人工智能还有被滥用的可能性。运用人工智能的犯罪,将比一般犯罪更加隐蔽,后果将更为严重,危害也更为深重。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要满腔热情地拥抱现代高科技,推动智能检务更好地为办案服务。检察官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新类型犯罪,积极参与到有关的新类型犯罪司法解释工作中,为新形势下开发人工智能犯罪的办案系统做好准备。比如,杀人机器人已经产生,过去机器人受制于人的遥控,但发展到现在已经由计算机和传感器装置来控制。杀人机器人有高度的自主性,可以自行攻击。一旦机器人程序出错怎么办?出现这些情况如何定罪量刑?高新科技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作为新时代的检察官,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对未来新类型犯罪进行预判,并妥善应对。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卢建平:

  最近这些年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数据封锁或数据保密。司法机关很多数据对外不公开,给我的感觉就是“高度保密”!二是数据割据或信息壁垒,相互不共享。为此,司法机关应该以问题为导向,立足制度创新,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努力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破数据封锁,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调管理和服务,最终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

  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刘品新:

  对法律人工智能是否需要进行法治规约?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如何规制法律人工智能?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对数据源进行规制。法律人工智能产品要想发挥实效,就离不开公检法机关提供的海量数据,司法大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影响法律人工智能产品作用的发挥。保障司法数据的质与量是一项基础工程。随着统一政法网的建设,数据源可靠和足够的问题,应该会得到彻底解决。第二,对算法进行规制。算法是指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有时这一概念可简化为法律人工智能产品的“技术方案”。通过对算法的规制可以实现对法律人工智能的有效引导和监管。

  专家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联合院长王轶:

  在价值取向多元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妥当作出价值判断,取决于面对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作出决断的检察官能不能够妥当地把握人们分享的价值共识。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时代到来之前,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容易发现的事实判断结论。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背景下,这个事实判断的结论相对来讲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让检察官比较容易获取。在办案过程中,如果让人工智能代替检察官做出决断,恐怕不是人们心目中法治的共识所支撑的对象。

  (以现场发言顺序排列)

[责任编辑:丁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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