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鉴定“清理门户”的时候到了

时间:2011-07-18 08:54:00作者:柴会群新闻来源:南方周末

评论投稿打印转发复制链接

  作者: 柴会群

  对于邱润武被关精神病院一事,抚州政法系统一官员解释为是“政府对他的关心”。邱润武女友刘春花本能反问:那些大街上不穿衣服的疯子你们怎么不关心?

  仅初中文化的刘春花,无意中点中了中国精神病鉴定、收治问题的要害:该治的不治,不该治的乱治。

  邱润武事件的发生,恰逢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布之际。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按照精神卫生法草案的相关规定,邱润武也未必能避免“被精神病”的命运。草案规定,判断一个人有病无病的最终标准,是司法精神鉴定,而邱润武恰恰先后两次被司法鉴定机构认定患有精神病。

  所以,司法精神鉴定本身的正确性与公正性,就显得尤其重要。

  鉴定成“公害”

  在司法精神病学界,重复鉴定是个老问题。其中最为有名的案例是十年前的南通姐妹泼硫酸案:此案先后历经五次鉴定,出现了四个不同鉴定结果。其中两次鉴定结果针锋相对:一个认为“王逸患精神分裂症,无责任能力”,一个认为其 “无精神病,有完全责任能力”。

  王逸案绝非孤例。乌鲁木齐精神科医生唐安平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其搜集到的数十个精神病重复鉴定案例中,两次鉴定结论不一致的占到70%。

  司法精神鉴定专家李从培和胡纪念也曾分析过104个重复鉴定案例,发现诊断不同的有78例次,占75%,诊断相同但责任能力不同的有26例次,占25%。

  对此,日前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例集》并不讳言。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到:由于各地从事司法精神鉴定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对同一案例的鉴定往往出现不同甚至相悖的结论。这种现象严重地降低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如果审判人员采信错误的鉴定结论,将会极大地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司法精神鉴定的问题之大,甚至也让委托鉴定的法院担心。据消息人士透露,某省由省政府指定的唯一一家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机构,其出具的鉴定意见90%法院不敢采信。“鉴定已成公害”,一位司法精神鉴定专家以此形容当前的司法精神鉴定领域的乱象。

  正因为如此,有专家担心:在当前中国司法精神鉴定鱼龙混杂、乱象丛生的大背景下,匆忙出台精神卫生法有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保护不了精神病人的权益,还可能导致正常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并使之“合法化”。

  法治荒芜区

  由于司法精神鉴定存在的问题,既有可能让精神病人因“无病”而无法取得法律赋予的刑事豁免权,也有可能让正常人因为某些原因“被精神病”。

  事实上,酝酿达26年之久的精神卫生法草案甫一面世就面临尴尬:其主旨本在于更好地保护精神病人权益,但公众却更多聚焦于如何避免正常人“被精神病”上。

  草案公布前数天,武汉“飞越疯人院”主角徐武出院。经湖北省联合调查组历时一月的调查,该案以一个看似矛盾的结局落下帷幕:徐武最终仍被认定患有精神病,但却获准出院,且得到数十万元的补偿。

  在一位业内专家看来,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局。该专家在看了徐武的两份精神鉴定报告之后,认为报告内容并未体现出徐武的精神病症状。但是,徐武在当时背景下,必须被认定“有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徐武被鉴定患有的精神病类型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在一家精神病学专家看来,对于医院而言,这种病人本不该收,因为住院也很难治好。医院特别是地方小医院,收治这种精神病人往往直接受地方政府影响。“出于维稳或其他想法,领导让收不敢不收”。

  徐武的代理律师黄雪涛2006年开始关注精神病,她惊讶地发现这是一片法制荒芜之地。“现实中,原本是保护性质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往往被异化成限制个人权利的制度。”在黄雪涛看来,邱润武与上海的周铭德案类似,两人都是诉讼能手,能在别的诉讼中取胜,却被荒诞地认为“没有诉讼能力”。

  黄雪涛在那之后一直致力于精神病收治制度法治化。她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程序上,对于判断当事人有病无病的实体问题,她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是精神科医生的天下”。

  事实上,黄的观点在精神病学界充满争议,圈内较普遍的看法是,她把“被精神病”问题放大了。在著名司法精神病专家、四川华西医院教授刘协和看来,现实中真正的“被精神病现象”很少。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其实当事人是真的有病,却因记者和公众缺乏精神病专业知识而被误读。

  尽管观点有所不同,但让精神病鉴定和收治走向法治,却是黄雪涛、刘协和共同的着力点。作为1985年版的《精神卫生法》(草案)起草人,刘协和对此次《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提出的修改建议中,对于引人注目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上,特别提出需经法院裁定,方能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过,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陈立成看来,法律素养欠缺却是主导司法精神鉴定的中国卫生界的通病。两年前在一次国内专业学术会议上,陈立成曾看到一篇由精神科医生写的论文,发现其中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居然是我国1979年刑法的条款。而卫生部于2008年签发的一份有关精神病的文件中,依据的法律居然是2006年就已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鉴定舞弊案

  “鉴定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司法精神鉴定混乱现状的主因,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本应是客观公正的司法精神鉴定,在现实中却往往会触及利益、权力和民意而饱受干扰。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2009年,内蒙古发生一起司法精神鉴定腐败窝案:为使嫌犯逃避刑责,收受贿赂的司法干警串通鉴定医生联手造假,出具虚假的司法精神鉴定报告。该案共30多名涉案者,其中司法系统人员高达26名,隶属自治区公安厅的安康医院,更是从院长到一般干警,多人被捕,几乎成建制塌陷。

  除了涉案人员之多,该案的另一让人惊讶之处是舞弊门槛之低——只要出2000元,便可以收买鉴定人员出具虚假的精神鉴定。

  《新世纪》周刊认为,内蒙古鉴定窝案不过是全国司法鉴定乱象冰山一角。其背后,是中国司法鉴定历经多年改革仍未有根本性改观的体制缺陷。

  现实中,与接受贿赂后以“精神病”名义为疑犯开脱相比,更常见的现象是,在重重压力之下,真正犯案的精神病人或因为鉴定程序无法启动,或因为“民愤极大”被“无精神病”,从而失去刑法赋予的刑事豁免权,此现象已经成为国外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一大焦点。

  福建南平的郑民生杀童案被不少业内专家认为是个中典型。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了解到,郑民生被国内主流精神病学界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但郑虽被送交作司法鉴定,但最终未有鉴定结论即被匆匆执行死刑。

  不过在陈立诚看来,郑民生未做司法精神鉴定即处死刑,恰是鉴定专家的幸运。在其看来,如果郑被鉴定为无病,那么鉴定专家将会在圈内备受压力;如果鉴定为有病,无论死者家属还是当地政法界领导,都不可能答应。

  监督成盲区

  司法精神鉴定中的问题,往往被归咎于精神病学科本身,如精神病学主观性强、缺乏客观诊断标准等。不过,刘协和对此论点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精神病学是一门科学,在国际和国内均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凡是错误的精神鉴定,均经不起这些标准的考验。

  司法精神鉴定的现状,与中国近年来的司法鉴定改革也有关系。与其他司法鉴定同步,中国司法精神鉴定改革始于2005年,亦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俗称“228决定”。决定生效之后,全国司法精神鉴定主体由先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变成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

  然而,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立法尴尬。四川律师罗和辉2011年在代理一起案件时无意中发现,按照1997年修订后生效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应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现实中的司法精神鉴定,却是由根据“228决定”成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完成。罗由此认为,这意味着全国司法机关在刑事审判中所采纳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其鉴定主体的资格都不合法。而且,“依据这些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知道已经执行了多少人的死刑”。

  “228决定”生效后,诸多司法精神鉴定机构雨后春笋般诞生。陈立成在一篇论文中提到,根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228决定”生效后至2007年,全国有精神障碍鉴定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从近150家骤增到255家,增加的速度之快“为国外专业同行难以想象”。然而,门槛的降低也使并不具有相应鉴定能力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有了“滥竽充数”的机会,甚至连一些精神病院的护理人员也有了鉴定资质。

  “228决定”之后,各鉴定机构无高低之分,鉴定结论由法院自行裁量。然而由于司法积弊,有时会出现错误的鉴定反被采信、正确鉴定却被抛弃的怪象。这被归纳为司法精神鉴定界的“劣币驱除良币”现象。

  黄雪涛代理的“被精神病”案例中,尽管最后有的当事人打赢了官司,但涉及的鉴定医生却从未受到追究。在她看来,精神科医生可以超越法律,一切问题都可以以科学的名义解释。

  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精神鉴定的审查监督机构,尽管不乏徇私枉法乱做鉴定者,但现实中却鲜有人为此受到处罚。现实中,内蒙古鉴定窝案中鉴定人员被追究刑责是罕见个案。而这一个案也是建立在相关人员被查实受贿的前提下方才可能。事实上,即便承认受贿,案中一位鉴定人员仍坚称:自己所做的鉴定结论是客观的。

[责任编辑:姚宇]
上一篇文章:河北上半年9家不合格司法鉴定机构注销
下一篇文章:浙江规范涉保司法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