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应用需要人文温度

　　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化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各种技术集合在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中，让我们的日常交易不再需要面对携带现金和购物找零的麻烦，我们可以随时订购火车票和飞机票，去医院挂号也可以网上预约。

　　尽管人们也会吐槽技术带来的困扰，比如智能手机和大数据技术让人们的隐私面临着挑战。但更多的人都认为技术应用带给个人生活的改变是一种进步，尤其是这种技术从私人生活拓展到政府治理的层面时，比如在本次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时，技术治理提升了治理的成效，手机健康码几乎成为我们出行必备的标志，很多时候比身份证都要管用。

　　不容忽视的是，技术应用带给我们的这种便利或者困扰指向的都是登上“高科技列车”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登上这趟列车。近日媒体报道，安徽亳州的葛大爷去浙江黄岩投奔亲戚打工，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多次想要乘车被拒；盒马生鲜刚推出时，不收现金只支持手机支付，让很多老人无法购物，最后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开通了现金通道。还有，医院看病中的各种App和电子操作也让老年人无所适从。

　　尽管这些事例中技术应用中的边缘群体大多是老年人，但这还不是所有的技术应用边缘人，还有那些没有能力拥有技术应用成果的人。是不是像有些网友所说，这些跟不上技术潮流的人就应当被社会淘汰，包括适应技术比较难的老年人和没有经济实力享受技术应用的人。对于前者而言，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只能是一种倡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确保自己始终和技术发展齐头并进，老年人在接受技术发展上本身就有一定困难。对于后者，享有技术应用的便利需要基本的经济实力，想想我们还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才1000元左右。因此，无视甚至指责技术应用边缘人的观点，缺乏基本的人文温度。

　　技术本身是一种工具，技术进步需要服务于人们的主体性需求，这就要求技术应用应当具有一定的人文温度，这种“温度”对于政府治理而言更是一种严格的职责要求。在纯粹私人的生活领域，我们可以说技术应用只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就像用不用手机以及用什么款式的手机一样。而在经济交易领域，技术应用更多是一种效益或便利问题，法律也无法强制开网店的必须有实体店提供给无法上网购物的人，因为市场竞争会提供较为多元的供给。

　　但是对于政府治理领域，政府面对的并不只是那些能够拥有技术应用便利的人群，而是所有的人民群众，这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要求。那么在运用技术作为治理手段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要求技术运用是一种辅助角色，而不能成为一种标准或者唯一的手段。比如在疫情期间，有的地方就给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配备纸质健康码随身携带，这种多元化的治理措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也才能让技术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具备人文温度。因此，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关键在于技术治理的主体应当牢记技术应用的人文温度，警惕技术应用成为怠政懒政的借口。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